目前，投融资体制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。随着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，避免重蹈过去政府投资中存在的矛盾，更成为迫切需解决的问题。
作为出发点，应该尽快完善中长期投融资的法律制度体系。2004年出台的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及近年来各级政府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，而且操作性和适应性也非常有限。有鉴于此，短期内应该由国务院尽快出台《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》。在中长期内，为了促进投融资体制规范发展，还应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统一立法，如推动出台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法》、《政府投资法》、《政府性企业法》等。此外，为了充分利用民间资本，还要创造有利于鼓励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。除了争取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提升现有的各项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，还需注重保障公共投资项目民营化过程的法律建设。如英国在上世纪中后期的此过程中推出了《电信法》、《煤气法》、《自来水法》、《电力法》等，以使民营化具有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。
再者，解决投融资体制存在的矛盾，首先要从改革财政体制入手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、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关系。全国人大正在研究《预算法修正案》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构造独立的地方国有资本预算，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活动，从而促使相关责任明确、风险可控。为了保障国有资本预算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合理性，应该受到地方人大和公众的多方监督和约束。此外，为充分体现透明度，在此基础上还应构建现代化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，分析政府目前与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数额，更有效地进行投融资项目的权衡。
还有，现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主要包括：公益性项目的财政直接投资；用财政资金投资设立各类国有企业（或控股公司）；通过国有企业（即融资平台）进行投融资；以财税土地等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。长远来看，政府的公共投资权限需进一步明确和收缩，按照从投资性财政到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换思路，主要应集中于公益性财政投资和投资政策环境建设两方面，而减少设立和运用国有企业平台的投融资活动。与此同时，在现有各地制定的经济规划中，尽量减少区域投融资规划的适用范围，仅围绕政府应有的公共投资责任，设定投融资的目标与指标，避免过分干预市场化投融资行为。
优化投资管理制度也非常重要，对于市场化投资来说，目前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过多且不够规范。当然，要真正改变政府的投资职能定位，完善投资环境，还需要彻底改变政府官员政绩与GDP和投融资联系紧密的状况，并强调在人事制度上与公共投资的挂钩重点，转到公共投资的质量和风险控制上来，而不只是重视规模，并且建立官员任期内外的责任追究机制。
最后，构建政府公共投资管理与评价体系也不可缺少。现有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行为中，存在大量非理性行为，盲目投资、重复投资、低效投资屡见不鲜。为了提高投资效率，针对重新定位后的政府公共投资职责，应该一方面改革政府投资决策机制，防止由少数行政首长来“拍脑袋”决定投资项目，而是要真正落实专家评审的有效机制，并且使得重大项目必须通过同级人大的审议，而且需要在地方以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听取民意。另一方面，现有统计办法和数据也很难准确计算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，这就需要尽快建立一套评估考核投资效果的指标体系和制度，并且和政府的支出绩效评价改革结合起来。
本文作者杨涛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，产业金融基地主任，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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