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发改委、央行等部门负责人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信用措施，比如闯红灯、错误垃圾分类也被纳入失信行为表示，要求准确界定信用信息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范围，合理把握失信惩戒措施，坚决防止不当使用甚至滥用。
信用调查制度的约束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约束机制，可以更有效地调和两者，协助这两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社会约束。 正是由于征信体系的广泛性，其信息收集边界的设置才显得尤为重要。例如，在某些地方，有关电信欠款的信息连接到个人征信系统。 如果用户拖欠使用电信产品超过三个月，或者签约客户拒绝履行合同，都有可能会被接入征信。这种简单地将商业行为与征信挂钩，对于一些非主观故意的欠费行为，比如停机期间的费用拖欠等，很容易造成以偏概全。
在现代社会中，征信的作用越来越大。 通过建立信用信息系统，可以弘扬守信者、惩戒失信者，并逐步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。 征信不能不用，但是如果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信用报告，结果将使信用报告系统感到尴尬和不堪重负。因而此次公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中明确，所有的信用措施运用，包括纳入信用记录、列入“黑名单”，或者实施失信联合惩戒，都要有党中央、国务院文件依据，或者有国家层面和地方有立法权的机构出台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。这也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信用信息采集的边界。
征信不能成为一个筐，什么都往里装。征信不能光“好用”，更要“用好”。只有设定好信用信息的采集边界，做到合法合规、有理有据，才能凸显其信用价值，发挥其积极作用。
